羅伯特．科赫研究所（Robert Koch Institute, RKI）今天表示，近來傳出多起確診事件之後，德國的武漢肺炎基本傳染數（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，也稱R₀值）飆升到1.79，遠超過長期控制疫情所需維持的R₀值水準。
而且，有專業服務需求及付費能力的個人往往是企業主。律師法主管機關也認為未從事訴訟業務的律師不需要登錄，甚至，訴訟業務以外的法律業務也不限於具有律師資格者方能從事。
此外，訴訟與企業營運的常態活動之間，關聯也不是非常密切。律師為什麼常常不參與交易規劃呢？為什麼大家都是談好了交易條件才來找律師呢？我想每件情況不盡相同而且，有專業服務需求及付費能力的個人往往是企業主。我不敢說這些想法形成了律師業務發展的困境，但仍不免懷疑這些想法侷限了對律師業務發展的想像。律師法主管機關也認為未從事訴訟業務的律師不需要登錄，甚至，訴訟業務以外的法律業務也不限於具有律師資格者方能從事。
網羅的人才也早就不光光是財會背景，也包括具有資訊科技，甚至環境科學的專業人員。企業畢竟以賺錢為主要目的，對於大多數的企業來說，不是作為商戰手段的訴訟，較屬偶發事件而非常態，因為同樣花費成本，與其吵一筆舊帳，不如趕快賺新錢。在固定時節，baki可能經常帶非常多的鳥回來，因此常聽伯母開玩笑說，每次baki帶回來都快要一百隻。
那麼對像我這種年輕人而言，狩獵究竟是什麼？也許從我的故事開始，可以找到答案。另外，每個會捕鳥的哥哥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，還會彼此開玩笑說上次自己說漏嘴，害自己的的秘密基地被誰捷足先登。這次我才知道，這樣吃鳥叫做misaliliw或malahuk tu liliw。對於初學者的我來說，在夜裡要把鳥從網子上拿下來是件難事，線纏得實在太厲害，我就開了頭燈，卻馬上被一旁的哥哥唸說，這樣會被鳥發現，他們就不會飛下來了。
她說baki帶回來的網袋大大小小的鳥都有，有來自田野的，有來自水田的。但對我而言，那就是狩獵。
打獵在我看來就是我的文化之一，我出生的阿美族部落，比起狩獵大型哺乳動物，我們的長輩更善於捕鳥。文：陳曦 我是一個原住民青年，來自保育相關科系，在文化與保育的兩難中，我期待可以從中找到平衡。最後會有兩種處理方式，第一種是烤完直接吃，而另一種是烤到半熟再做湯。在滾燙的熱水中，他清楚鳥要到什麼樣的顏色就要拿出來。
baki非常擅長烤鳥，對於烤鳥的火侯控制非常精準，他知道要怎麼精準地從燙鳥拔毛開始。一、關於狩獵的陌生記憶 我很早就來到台北讀書，我國高中的同學聽到我是原住民，會問我說：「你是原住民，你應該很會打獵吧？」「你們原住民狩獵好殘忍」、「現在市場都有賣肉了，為什麼你們還要打獵？」每當被問這樣的問題，我都回答不出來，只能選擇沉默。接下來，baki會將鳥放上烤網上烤並慢慢地把細毛烤掉。這個部落的味道，曾經是我完全不想要接觸的東西。
而不同的鳥需要的時間不同，小型的鳥很快，但水鳥要花最久的時間熱水才可以透到皮膚，如此才可以把鳥的毛拔乾淨，特別是要將腋下的毛清理乾淨，鳥湯才不會有不好的味道。常常我們會以為身為原住民就應該對於狩獵有一個捍衛的想像，但我的看法並不一樣，我相信一些保育的價值，對於生態系的永續，對於讓我的下一代也可以享受這些自然資源，我也理解很多狩獵環境或技術的變化，會讓保育人士憂心狩獵會破壞這些物種的存續。
對於要幫忙拔毛的她來說，這也是一個很累的工作。三、回家的第一步，從同桌吃飯開始，與第一次踏入獵場 上大學當年的冬天我又再到家族聚會，有別於過去的害臊，我努力地重新踏回這裡，並鼓起勇氣認真品嘗這些鳥料理，發現其實味道並沒有那麼糟。
可以看到，這個獵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，捕鳥還是很重要的事。比起malikid（豐年祭豐年祭）的匆忙，或是農曆新年的小家庭聚餐，捕鳥的時節大家更能坐在一起聊天，一起回憶往事，長輩們也會互相調侃彼此的過去，講講彼此的八卦，誰曾經看到班上很漂亮的同學，結果回家問才知道是親戚，或是以前哪個長輩還在時很兇，誰因為頑皮被哪個兇，誰因為頑皮被哪個baki罵。伯母說有一次baki的網袋沒有收好，打開時竟然還有蛇跑進去，讓大家嚇了一跳。後來爸爸說他應該是在整理網具。堂哥說baki曾經抓過老鷹，那隻老鷹展翅後可以比家裡的沙發寬。捕鳥在過去是秋季的農事結束後重要的活動，有長輩說要在這時候好好捕鳥，明年收成才會好。
當我靠近baki，他只叫我不要踩到，但我看不到地上有任何東西，只見著他的眼神專注地看著空氣，手彷彿在努力把玩著東西，一手搭著另一手開始繞，最後右手拉開，並將想像的東西放在他右前方的地板。另外，baki也非常擅長將很亂的網具整理地有條有理。
在我童年的記憶中，捕鳥往往只是聽說，只知道村子裡有捕鳥的人，只有印象中每年冬季回到部落，參加家族聚餐，會看到餐桌上擺了好幾個湯鍋，好幾隻被燻的黑黑的野鳥浸在混濁的熱湯裡，我只敢撈幾匙清湯，最多加上幾顆樹豆或扁豆，對於一個從小吃白斬雞長大的小朋友而言，這是一個很強的視覺衝擊選舉人口數小於五萬人以下，需要有20％以上人數的連署，而在十萬人口以下的城市則需要有17.5％的連署。
這樣的代議體制，政黨多以利益為重，輕忽人命，也讓犧牲21條人命的市民感到強烈不滿。因為整個德國只有柏林市超過364萬人口，第二大城的漢堡市人口幾乎是柏林的一半，而德國總共只有四個大城超過百萬。
杜伊斯堡過去市長是六年選一次，約有三十多萬的選舉人口，連署人數需要有至少15％，罷免人數必須超過四分之一的選舉人參加，罷免案一旦成立，同意票超過不同意即可決定是否被罷免。在德國南部兩大邦，兩邦人口加總起來約與台灣人口相仿，也就是德國占地最大的巴伐利亞邦，與左鄰的巴登－符騰堡邦兩地的首長，法律規定， 這兩邦市民對於不適任的市長都不可能罷免。在十萬以上的城市，則需要有15％的連署才能成案。市長不認自己有疏失，不願自動請辭，市議會於當年9月提出罷免，但在議會中未達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，因此罷免案無法順利在議會中提出。
報導中也曾經出現別的邦一個連任31年的市長，涉嫌貪汙等案，一直不願離職，議員與市民要罷免也無從罷免的情形。2011年新法律制定完成後，比較有名的罷免案就是隔年2012年初所罷免的杜伊斯堡（Duisburg）的連任市長紹爾蘭德（Adolf Sauerland）。
甚至德國南部的兩個邦就連罷免都不可能，而必須依賴冗長的紀律程序裁決。台灣在6月6日的高雄罷免案以超過四成的選舉人參與率，以97％的同意罷免，高達近94萬選民投下罷免票，寫下台灣罷免史，這個紀錄是台灣罷免史上的第一遭，放諸世界，這個紀錄也絕對是可以寫下民主國家罷免市長的紀錄，因為即使是德國的罷免，要超過這樣的罷免得票數，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。
至此以後，北萊茵河邦的罷免案，不再受限於地方議會議員才能罷免的前提。此案在反對黨的抗爭下，立即在更高的北萊茵河邦邦議會辯論並提出要制訂新的罷免法。
為了讓罷免案不要造成濫用，他們的門檻比我們要高一些，但是對於城鎮人口規模都比台灣小的情況來看，要達到像高雄市這種200萬人口的城市罷免，在德國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。北萊茵河邦市民因此可以直接連署罷免不適任市長。另外如薩克森－安哈特邦的罷免案，市長任期七年，除了議會議員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提案，加上地方議員四分之三同意外，還要讓市民直接再罷免一次，罷免人數要超過選舉人數的30％以上，罷免案使能成立。當年有政治學學者認為，這個罷免案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意義，因為這代表人民可以對不適任的市長直接罷免，有意義地補足代議制的缺失，透過人民的直接參與修正政治體制的缺失。
不過在德國北部的城市，罷免也是近幾年制定新法律，才使得罷免成為可能。他不認為罷免案會造成遍地開花的現象，因為罷免的門檻不會太高，但也不會太低，該城市要動員25％來參與罷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最後參與罷免的人更達到30％。
因此在2011年的5月18日制定該邦罷免的新法。此罷免案是因為2010年7月24日該城市舉辦愛的派對集會遊行，因為未有充分的安全考量，疏散規劃的不當，造成21人的死亡。
但整個紀律程序耗時冗長，為人詬病。在這任期中，市民可以直接選舉市長，但是在任期中市長有不適任的情況，市民卻只能舉白旗，沒有直接與間接罷免的機制，而是必須透過紀律程序得以剷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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